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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钒（第1页）

油漆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物质，从它的用法就可以看出来。事实上，油漆在生产出来之后，在某个时刻，它会从液体变为固体，这种转变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进行，否则就会引发麻烦，带来糟糕的后果。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：油漆还存放在仓库里，但已经凝固了（我们简单地称其为“早产了”），那就只能丢弃；或者在合成反应的过程中，树脂在十吨二十吨容量的反应器里凝固，那真是很悲剧；还有一种情况，油漆涂好后却一直干不了，也会遭人笑话。因为油漆“干不了”，就像步枪射不出子弹、种牛不能让母牛怀孕一样可笑。

在油漆凝固的过程中，空气中的氧气参与了反应。氧气参与的诸多反应，不管是维持生命，还是带来毁灭，我们生产油漆的人只关注一件事情，就是它与某些油性分子产生反应，在它们之间牵线搭桥，织成一张紧密的网，油漆就成了固体。比如，亚麻油就是这样在空气中变干的。

我们工厂进口了一批用来生产油漆的树脂。这种树脂在常温下，只要暴露在空气里就会凝固，但这批货让我们很发愁。因为单独检验时，树脂能正常变干，但和某种（不可替代的）炭黑一起研磨后，它的凝固能力就会减弱，直到完全消失。我们库存里已经有几吨这样的黑色油漆了。我们做了很多尝试，但不论用什么方式调配，油漆涂上之后，都很黏稠，无法变干，像一张让人烦恼的粘蝇纸。

[34]全称“染料工业利益集团”（Interessen-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），曾为德国最大的公司，二战时期在奥斯维辛的莫诺维茨集中营修建集中营工厂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会很谨慎，不会马上投诉供货方。供货方是“W”公司，一家颇有名望的德国大公司，二战后，盟国肢解了全能的法本公司 ，“W”公司是前法本公司的主体之一。这些人在认错之前，会把自己的名望当作砝码，拖延时间，以让对手疲惫。可是，我们工厂与“W”公司的冲突在所难免：其他批次的树脂，加上同一批炭黑，调配后都表现正常；出错的树脂比较特别，只有“W”公司才能生产。而且我们公司已经签了供货合同，必须继续供应这种黑色油漆，不能误了规定的交货期限。

我给“W”公司写了封投诉信，义正词严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回信。那封信很长，写得文绉绉的，给了一些很显然的解决方法，其实那些方法我们已经试过了，并没有效果。信里还不厌其烦介绍了树脂氧化的原理，完全没有必要写。回信写得特别复杂、混乱，完全忽视了我们这边情况紧急，说到最要紧的部分，对方只提到他们在进行必要的检测。我们也别无他法，只好马上再订一批树脂，同时请“W”公司的人务必认真确认他们的树脂与那种炭黑的反应。

[35]原文为德语，ganz unerwarteterweise。 后来我又收到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是和新订单的确认函一起寄过来的，差不多和第一封信一样长，和上封信一样，上面有L.穆勒的签名。和之前那封相比，这封信措辞谨慎，虽然有所保留，但已经开始承认，我们的抗议确实有道理，并给出了一个更可行的建议：出乎意料的是 ，他们实验室里的“精英”发现，只要再加上千分之一环烷酸钒，之前出现问题的那批树脂就能恢复正常。当时，在生产油漆的领域，这种添加剂简直闻所未闻。这位陌生的穆勒博士请我们马上验证一下他们说的办法，要是确实有效，那就能让双方都避免跨国贸易争端带来的诸多麻烦，以及退运的不确定因素。

穆勒，在我曾经那段经历中，也有个叫穆勒的人。但这个姓氏再平常不过了，在意大利语里，这个名字对应的是“莫利纳里”，也是个很常见的名字。我为什么总去想这件事呢？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把那两封句子冗长、充斥着术语的信又读了一遍，感到内心很不安宁，依然放不下疑虑，就像心里有很多蛀虫在啃咬，让我没法放下这个问题。但怎么可能是他呢？叫穆勒的人，在德国可能有二十万个。别管他了，还是想想怎么解决油漆的问题吧。

……而后，我突然发现，第二封信里有个特别的地方，那是之前读的时候没有发现的东西：“环烷酸盐（naphthenat）”这个词里的“phth”写成了“pt”，那肯定不是偶然打错了字，因为同样的错误出现了两回。在记忆中那个遥远的世界里，我和另一个穆勒见过几面，现在我脑子还病态地记得一个细节：好吧，我记得在那个充满寒意、希望和恐惧的实验室里，他说“β-萘胺（beta-Naphthylamin）”时，也把“phth”说成“pt”。

当时俄国人已经打到门口了，盟军每天都发动两三次空袭，要炸毁布纳工厂。那里已经没有一扇完整的玻璃窗户，缺水，缺电，还缺蒸汽。但工厂接到命令，要开始生产橡胶，德国人的命令从来不容置疑。

我和另外两个化学专家囚犯一起待在实验室，就像罗马权贵从希腊买来的“有教养的奴隶”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们不可能正常工作，做了也没用：每次空袭警报响起时，我们把仪器拆开搬走，警报解除时，再把仪器装上。我们的工夫几乎全花在这上面了。但生产橡胶的命令是不容置疑的。时不时还会有视察员过来，在废墟和积雪里清出一条路，来到我们的实验室，检查一切工作是否按要求进行。有时来的是个纳粹党卫队的人，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；其他时候是个本地的士兵，年纪很大了，像只耗子一样满脸惊恐；另外还有一个穿便衣的，他最常来，大家叫他穆勒博士。

[36]原文为naptilamina，即前文提到的“萘胺”的错误拼写形式。 [37]原文为德语，Effektenmagazin。 [38]原文为德语，Der Mann hat keine Ahnung。 他应该是个重要人物，所有人一见到他，就先行礼致意。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，四十多岁，外表有些糙，并不像文化人。他只和我说过三次话，每次都很局促，好像他对什么事情感到羞耻似的，这在集中营里很罕见。第一次，我们只是谈工作上的问题（没错，就是关于萘胺 的剂量）。第二次，他问我为什么胡子这么长。我回答说，我们都没有剃刀，连手帕都没有，官方只允许每周一刮一次胡子。第三次见面，他给了我一张字条，上面用打字机写得清清楚楚，准许我每周四也刮一次胡子，还批准我从仓库 领一双皮鞋。他用尊称问我：“您为什么如此不安？”我那时用德语思考，得出的结论是：“这人什么都没意识到。 ”

我应该先干正事。我立刻联系之前熟悉的供货商，向他们要一份环烷酸钒样品，但我发现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因为公司一般不生产这种产品，只有接到订单，才会少量生产，于是我订购了一批环烷酸钒。

[39]原文为德语，Anstand。 “pt”这个拼写习惯再次出现，我一下子激动起来。我发现，从集中营回来后，我最强烈最持久的渴望，就是和当时属于“对方的人”，面对面进行对质。德国读者的来信满足了我的一部分渴望，但我还不满意。那些信是一些素未谋面的人写的，他们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懊悔，表示对受害者的支持。他们的信很真诚，但也空泛，我从中了解不到另一面，而且极有可能，除了情感层面，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那件事。而我期待的会面是另一种，这种渴望很强烈，甚至做梦都会梦到（用德语），就是见到一个之前在集中营管控我们的人。他们当时支配着我们，但从来不会直视我们的双眼，好像我们根本没有眼睛。我不是想报复，我不是基督山伯爵。我只是重新判断一下对方的态度，问一句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如果这个穆勒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人，那他并不是理想的“对手”。因为在某种程度上，他对我产生过同情，即使只有一瞬间，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是同行。可能连这都算不上，可能他觉得我是“同事”与“工具人”的奇怪混合体，不管怎么说，也算个化学专家。我来实验室工作，穿得太不体面 ，但他周围的人甚至连这种感觉都没有。他不是个完美的对手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完美只存在于故事里，而不是真实的生活中。

我联系了“W”公司的代表，我跟他关系不错，我请他小心调查一下穆勒博士：他多大年纪？什么长相？战争期间，他在干什么？不久我就收到了回复：穆勒的年龄和外表都与我记忆中的相符，他先是在施科保市工作，在那里学习制作橡胶的技术，之后就来到了奥斯维辛的布纳工厂。我拿到了他的住址，以私人名义，给他寄去了一本德语版的《这是不是个人》，并附上一封信，问他是否真的是奥斯维辛的那个穆勒，还记不记得“实验室里的那三个人”。如果他还记得，那好。请原谅我忽然冒昧打扰，因为我不仅仅是一位担心树脂干不了的客户，也是实验室的那三个人之一。

[40]原文为德语，gerichtlich vorzugehen。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等待他的回信。与此同时，公司层面的书信往来还在继续，就像一座巨钟的钟摆，缓慢地来回摆动。在那些有关化学的公文书信里，我们谈到意大利生产的钒不如德国的好，希望对方尽快寄给我们一些样品，通过空运的方式，运来五十千克，并希望他们免费提供这些样品等等。在技术层面，看起来进展不错，问题正在解决。我们要怎么处理那批有问题的树脂，方案还并不明确：不知道是以折扣价保留下来呢，还是由“W”公司出运费退货，或者是要求仲裁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按照惯例都说要诉诸法律，要“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”。

[41]原文为德语，Anstand。 [42]原文为德语，Mitmensch。 私人层面的回复迟迟没有到来，这让我既恼火又疲惫，不亚于面对公司层面的争端。关于那个男人，我了解些什么呢？我一无所知。很可能，他已经抹去了一切痕迹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。对于他来说，我寄去的那本书，还有那封信是一种无礼的冒犯，让人厌恶，不怀好意地翻出已经沉淀的往事，有损“体面 ”。他可能永远不会回信了。真可惜，他不是个完美的德国人，但真的存在完美的德国人吗？抑或是完美的犹太人？这只是抽象的概念，从整体概念到特殊个体，这个过程总是会带来令人兴奋的例外。一开始，对方没有清晰的轮廓，还没有完全成形，就像蛹一样，后来就清晰出现在你面前，可能一点点出现，也可能忽然间出现。他就成了“和你一样的人 ”，有了厚度，有了生命，有一些神经质的动作、反常的行为和举动。已经过去了两个月，他应该不会回信了。真遗憾。

[43]原文为德语，im Sinne der Bew??ltigung der so furchtbaren Vergangenheit。 1967年3月2日，回信来了，信纸很高雅，印着哥特体抬头。这封信像是开场白，简短而谨慎。没错，布纳工厂的穆勒就是他。他读了我的书，认出了书里写的人和那些地点，他很激动。得知我活了下来，他很高兴，还问我“实验室里另外两个人”怎么样了。到此为止，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，因为这些我都在书里写到了。但他还问起戈德鲍姆的消息，我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人。他还写道，他利用这个机会，重新读了自己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录。他希望我们可以将来见上一面，到时他很愿意向我讲讲他的记录。他说，见上一面“对于我们都有好处，为了超越可怕的过去，这很有必要。 ”最后他表明，在奥斯维辛遇到的所有囚犯中，他印象最深、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，但这很可能只是一句奉承。从他写信的语气，尤其是提到“超越”的那句话，可以看出，这个人似乎期待我有所表示。

现在轮到我回信了，我觉得有些尴尬。你看，这件事已经成了，对手落入了圈套，就站在我面前，和油漆厂的同事几乎没什么两样。他像我一样，用有抬头的信纸写信，甚至还记得戈德鲍姆。他的形象还很模糊，但显然，他想从我这里获得宽恕，因为他有一段需要超越的过去，而我没有。我在他那里买了一批不合格的树脂，只是希望他能减价。情况很有意思，但并不寻常，不完全符合罪人面对审判官的情景。